整理者手记

【资料图】

本文口述者刘宗汉先生于2023年6月23日仙逝。刘宗汉生于1939年2月27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为民国时期代总理、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先生担任私人秘书，他是朱启钤先生的最后一任秘书。也就是在此期间，刘宗汉结交朱启钤先生、章士钊先生等诸多名士。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1979年8月进入中华书局工作，1999年12月退休。曾任中华书局语言文字编辑室主任。

口述者刘宗汉先生

刘宗汉生前计划由我负责整理他的回忆文章，我自知水平有限，谁料刘先生坚决表示由我完成，他客气地说“老兄占了两个优势，一个是老兄文笔好；一个是老兄时间自由”。文笔好不敢说，时间自由倒是没错。蒙刘先生垂爱，就开始为刘先生记录整理文章。在整理过程中，也曾走过“弯路”，就是刘先生讲述自己家史过于冗长，但刘先生很快发现并及时纠正了，刘先生说“我的一生最大的亮点是在桂老（朱启钤）身边待了八年，我要多把在桂老身边的所见所闻多跟你说一说”。

此文内容主要就是刘宗汉先生通过朱启钤、章士钊结识了民国重要人物袁涤庵的哲嗣袁绍良，从与袁绍良的交往之中，既得到了袁绍良堪称传奇的个人成长经历，也从侧面了解到了他的父亲袁涤庵的部分史实。读来有趣且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一 章士钊资助革命的2万银元从何而来？

我在1956年到1964年期间，曾经为民国时期的代总理、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先生担任过秘书八年，与桂老（朱启钤先生字桂辛）之友人行老（章士钊，字行严）多有交往，也曾在史家胡同行老府上邂逅袁涤庵先生的幼子袁绍良，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遂多有往还，始知不少乃父鲜为人知之故事。

袁涤庵（1881-1959），名翼，谱名兴忠，又名鸿缙，字涤庵，晚号剡溪老人，以字行。浙江嵊县上碧溪村人。

袁涤庵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留学日本，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化学系。回国后为绍兴府中学堂（现绍兴一中）监督。宣统元年（1909）应部试，授工科举人。曾任职江南制造局，农工商部技正。辛亥革命后，任教天津高等工业学堂，为奉天造币厂技师。民国三年（1914）任甘肃省镇番县知事。后弃官从商，兴办实业。投资煤矿业和纺织业，曾任热河北票煤矿总经理。同时参与秦皇岛建设及发展纺织业等，先后为南京江南水泥、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天津东亚毛纺厂、仁立地毯公司、枣庄煤矿、中兴海运公司等股东或董事。集资创办首家北京有轨电车公司，成为京津地区知名的实业家。至于为什么袁涤庵要亲自开办煤矿，这是因为袁涤庵有非常强烈的能源意识，他认为煤炭是重要能源，中国人在能源上一定要自力更生。

袁涤庵还是一位古籍收藏大家，一生收藏稀见珍善本数万卷，并专注于史部方志，特别是浙江方志。其身后藏书已悉数捐献国家，藏品被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科学院等多家公藏机构收藏。其中由袁氏后人捐赠的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宋刻本，现为浙江大学图书馆“镇馆之宝”。

袁涤庵一生经历了从清末到新中国多个历史时期，横跨学、政、商三界。其交游广阔，与各个时期的达官显宦、军政要员、金融巨头、社会名流、文人学者等都过从甚密，与蔡元培、徐锡麟、鲁迅、张秀民等越地名流都有交集。

由袁氏后人捐赠的宋刻《资治通鉴纲目》，现为浙江大学图书馆“镇馆之宝”

新中国成立后，袁涤庵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及北海公园董事。曾获邀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员，但因年老体弱婉辞未就。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章士钊曾资助过毛泽东2万银元以进行革命活动之事，但是章士钊自己是拿不出这笔巨资的，因为章士钊一生或为律师或为教授或从政，收入固然丰厚，但用今天话说，也不过是个工薪阶层而已。他甚至没有自己的产业，1949年后他曾一度居住在东四八条朱启钤先生家里，后来周恩来给他安排史家胡同的四合院供他居住。那么这2万银元到底从何处而来呢？

1918年6月，经章士钊举荐，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杨昌济得知李石曾、蔡元培等人正在筹备赴法国勤工俭学事宜，于是将此消息告诉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于是毛泽东认为留法勤工俭学大有可为。毛泽东于是开始制定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计划，并开始筹措经费。1920年6月，毛泽东、蔡和森为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一事筹措经费，专程自京城赴沪上，携杨昌济的手书拜访章士钊，杨昌济在信中写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毛泽东、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而已，救国必先重二子”。章士钊见此信，即发动经济界人士捐款，并将筹集到的2万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几十年后，毛泽东有一次对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学去欧洲，另一部分钱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见刘路、黄锦荣编著的《史家胡同循迹》）

既然章士钊这2万银元是筹集而来，那么到底是谁捐赠的呢？昆曲名家周铨庵曾回忆起当年袁涤庵与章士钊在康益餐馆小酌时的一番谈话，章士钊对袁涤庵说：“当年捐助留法青年的几万大洋，本是您让我转交，但您嘱咐我别提您，我就一直没提。”

由此可见，章士钊的这2万银元，是得于袁涤庵先生。

二 精于武术、医术、围棋、古文的奇人袁绍良

在袁涤庵先生的哲嗣中，最有成就的就是袁绍文和袁绍良。

袁绍文与周培源、钱学森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过，美国第一个登上月球的阿姆斯特朗就是袁绍文的学生。据香港大公报采访袁绍良文章，袁绍良说，他三哥（袁绍文）在美国任职NASA（美国太空总署），曾经和钱学森相约回国效力，但是钱学森回国后，美国对袁绍文加紧了控制，本来65岁就该退休了，但是美国一再延迟他的退休，直到71岁才允许他退休，并且退休后再过5年才能回国。袁绍文回国的时候已经年近耄耋，受到了国家的欢迎，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

袁绍良是袁涤庵哲嗣中的另一位名人。

袁绍良是袁涤庵的幼子，我与他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相识并多有过从。因为我是给朱启钤先生当秘书，桂老（朱启钤）住在东四八条的时候，由于行老（章士钊）没有地方住，就住在桂老家的后院，那时候周恩来总理经常有事情找行老，而行老又住在桂老家里，这就多少有些不便，于是周恩来给行老在史家胡同安排了一套四合院，此后行老就一直住在那里。行老住在桂老家里的时候，我就经常能够见到行老，后来行老虽然搬到史家胡同的独立宅院，离东四八条仍然不远，桂老与行老间经常有些事情需要“上传下达”，还是需要我跑腿儿，所以我仍旧是行老府上的常客。袁绍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风雨如晦的时候，居无定所，章士钊先生获悉，立刻收留了他，袁绍良在章士钊家里一住就是数年。

章士钊本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也受到冲击，但章士钊能“通天”，他立刻写信给毛主席，毛阅信后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责令当即送还所抄全部书籍。还派专人住进了章士钊家，把章士钊保护起来了。（见《史家胡同循迹》）

那会儿袁绍良也就20多岁，我们岁数差不多，但是他辈儿大，比如说，我见到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的夫人叫马伯母，他叫慧琏姐（马连良夫人叫陈慧琏）；朱启钤的二儿子朱海北我们官称“二爷”，见了面得叫他“伯父”，而袁绍良则管他叫“二哥”。

章士钊平时在家里喜欢穿大褂儿，在学者里头，日常喜欢穿大褂的，除了章士钊，还有陈寅恪和钱穆。

1973年，年逾九旬的章士钊接受毛主席委派，乘包机前往香港开展统战工作，不幸病逝在香港。

章士钊逝世后，袁绍良自然也就离开了章士钊家。后来在北京中医医院当了坐堂大夫。袁绍良不仅学过中医，他的中医还是名家传授——师承著名中医和武术名家吉良晨先生。吉良晨则师承晚清御医袁鹤侪，吉良晨同时又是清代太极拳大师杨露蝉的五世弟子，所以袁绍良在吉良晨亲授之下，不仅医术精湛而且精于拳术。中医医院曾给全体中医大夫业务考试，袁绍良考了第一名。

袁绍良在中医医院工作的时候，偶尔会值晚班。赶上他值晚班的时候，我经常晚上坐108路电车找他聊天去。不仅聊天，看病也找他。他现在还是香港中医协会的终身主席。

我在30岁左右腹部有个地方经常疼痛，当时又没有超声波等影像检测技术，西医一直按肝炎给我治，可是我的转氨酶并不高，治来治去，没有任何效果。中医也看了不少专家，吃了一年多药，都是没有效果。最后找到袁绍良，让他给看，他给开了方子，按他的方子吃了药，效果特别好。现在我知道了，我是慢性胆囊炎，只有袁绍良给我治病的路子是正确的。

袁绍良家境非常优越，小时候请家馆先生教书。教他写毛笔字和古文的是学者、书法家吴玉如先生，也就是学者吴小如的父亲。所以袁绍良的毛笔字就是走的吴玉如的路子。

唐诗他能背1000多首，《四书》张口就来，吴玉如教书的特点是让你背书，经常讲着半截儿就让你背。袁绍良70多岁的时候到我家里来，背起《孟子见梁惠王》来，诵之如流。

像吴玉如这种以背诵为主的教学方法，现在很少见到了。

袁绍良还精于下围棋，他的围棋是围棋大师过惕生亲授。过惕生是当时围棋第一高手，那时候下围棋的路子跟现在聂卫平他们不是一个路子。

袁绍良的太极拳由于是名师传授，跟现在的太极拳还不太一样，现在的太极拳多是表演性质，可袁绍良学的这个太极拳长于实战技击。袁绍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章士钊家住的时候，周恩来为了保护章士钊，使其免受冲击，专门派了两个解放军战士给章士钊担任警卫工作，这两个战士也都是经过军事训练的，但是袁绍良曾经手持一根竹竿与两位战士切磋技击术。

袁绍良精于武术、医术、围棋、古文等等，都是名家传授，也算是个奇人。现在已经没有人有这种学习条件了。

岁月荏苒，时光流逝。转眼已成耄耋老人，回忆往事，感慨系之。

整理者后记：刘先生生前开始口述他的回忆文章，计划由我负责完成，非常遗憾的是，由于疫情原因，口述记录工作一度停止。发表此文作为对刘宗汉先生的怀念。

刘宗汉口述 李其功整理

（原标题：我所知道的袁涤庵和其子袁绍良）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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